语文出版社中小学教材换4成课文 南京大屠杀被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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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晚报23日报道，记者上午从语文出版社获悉，其修订版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已进入《2016年义务教育用书目录》。今年秋季，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宁夏、山西、四川、云南、浙江等地400多万中小学生，开始使用新修订的语文版一年级和七年级语文教材，北京学生不在其列。新修订的教材全套共计18册，供义务教育一年级至九年级学生使用，全套教材课文数量比修订前减少15%，40%的课文被更换，增加了古诗文及中华传统文化比重。

       

        资料图

        换：教材更加强调时代性更换大约40%课文

        据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介绍，修订版教材和之前版本相比，大约更换了40%的课文，其更换标准就是是否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修订版教材除了拼音、识字单元外，以诗歌为主构架全书，共有13首诗。“诗歌是人类最早抒情表意的形式，也是语文体裁之一。虽然小学语文明线是以话题组元，但暗线是体裁，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首先，一些优秀的传统篇目得到了保留。比如，保留了体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篇目《小英雄王二小》《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等。“对于一年级的孩子们，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其次，修订版教材更加强调时代性。王旭明表示，有些篇目虽然内容很好，文字也不错，但是由于和时代要求不符，还是被得以撤换。“比如《谁勇敢》一文，有些老师教过，而且特别爱教，希望能留下来，但我们还是拿下来了。为什么呢？一个孩子为了保护其他孩子不受马蜂蛰，用身体扑向马蜂窝，虽然保护了别人，但自己却受伤了，文本的结论是这个孩子最勇敢。我们认为，对孩子来说，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应倡导这种行为。怎么办最好?那不是语文要讲的事，至少在选文时我们不选这种文章。”此外，中学课本里的《洲际导弹自述》被改为《网络表情符号》，以更切合互联网时代的学生生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由于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被换为《智取生辰纲》；《南京大屠杀》被换成《死里逃生》。

        另外，修订版教材还将一些弘扬主旋律的作品编选为课文，以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和健全人格，比如《小诺贝尔》《达尔文和小松鼠》《找骆驼》等。

        同时，修订版教材还特别注意选择文质兼美且贴近儿童生活的文本，并保留了原教材的许多传统名篇，比如《想做好事的尤拉》《奥莉娅和莉达》等。“这些文章能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情操和优秀的品德。”  

        引

        内容向传统文化倾斜

        古诗文最多占比40%

        据了解，修订后的教材增加了古诗文比重，注重传统文化的熏陶。比如，一至六年级相关课文约占全部课文的30%，每册最后一个单元集中安排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文；七至九年级教材在篇目减少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每册两个古文单元，古文单元占比基本保持在40%左右。同时,新修订教材还通过其他方式做了一定程度的弥补，比如增加了白话小说单元，“这实际上也是学习古文”。

        此外，新修订教材还特别注意通过课后练习、口语交际、习作、综合性学习等内容设计，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比如一至六年级《百花园》中的“读读背背”栏目，安排的内容都是古诗文；全套教材在《百花园》中安排读背古诗文82篇，比此前教材增加了40%。另外，七至九年级口语交际中的《交流座右铭》、《谈谈你心目中的君子》， 写作中的《我看古人的苦读精神》，综合性学习中的《诸子百家初探》、《现代社会与儒家思想》等，都与中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练

        课后练习注重理解运用

        分析解释题目占比过半

        在课后练习上，修订版教材注意引导学生在理解内容、体会情感的同时，加强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做到既有一定数量的朗读和理解课文内容的练习，又有较大比例的语言文字理解和运用的练习，还有不少则是二者兼顾。比如，修订版教材课后练习设计了较多的读写结合题；同时，练习中多次出现“用自己的话说说”、“用自己的话写写”等题目，以从小学开始培养学生用自己的话表达的能力。

        据统计，全套教材当中，语言文字运用题，即用语文来说现象，分析、解释各种问题的题目，占到50%以上。体现在口语交际、习作和综合性学习上，话题的形式更加考虑学生的需要：口语交际加强了互动性，比如一二年级看图讲故事《劝说》，七八年级开一次辩论会《一分钱的官司该不该打》 等；习作加强了实用性，比如一至六年级加强应用文的写作指导，安排了8次应用文写作的练习；综合性学习加强了实践性，比如七至九年级的编演短剧、办一份小报、调查社会用字情况等。据王旭明介绍，修订后的教材想利用这样一些环节，把语文学习和现实社会、学生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不学“空语文”、不学“死语文”，切实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减

        减量增质减轻学生负担

        课文数量减少15%

        据了解，在教材修订的时候，教育部曾召开专门会议，要求这一次教材修订要体现的精神之一就是“减负”。那么，怎么减轻学生负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量。

        据统计，新修订后的语文版全套教材课文数量比修订前减少了大约15%。但王旭明表示，减量并不是减负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提质’，即从语文学习的角度，把练习设计得难度适宜、梯度合理、衔接自然，精心考虑学生的接受度，以此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把非语文的或者说语文学习价值低下的内容筛选出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爱学语文、乐学语文、会学语文，切实减轻学生负担。”

        评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孙绍振

        体现核心价值观不靠“贴标签”

        中小学语文教材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单纯地“贴标签”，选一些思想性、政治性很强的文章，这样容易背离语文。语文版修订教材的课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性有机结合于语文的人文性、语言文字的丰富性之中，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得到情感和审美的熏陶。同时，这套教材还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选了很多经典篇目，有助于培养学生中华民族精神认同感。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倪文锦

        写作口语体现了话题的丰富性

        听说读写是语文学习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如何综合利用有限的教材容量，做到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有机结合且整体推进，一直是教材编写的难题。语文版修订教材在这方面的安排比较合理，每一单元的写作、口语交际以及综合性学习，既和单元文体有联系，又体现了话题的丰富性。

        北京晚报记者 牛伟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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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摩罗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化界全盘西化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在此风气之下，我们对于西方的解读，不是研究其社会本身，而是仅仅研究西方人对于自己和他者的言说。在五百年殖民史上，西方人建立了一系列维护他们的形象和利益、贬损他人形象、剥夺他人利益的言说体系。恰恰是这一套与事实大相径庭的言说体系，成为中国学人所信奉的意识形态。

　　在西方殖民史上，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是推销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政经合一机构，尤其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统治殖民地的总督府。西方学者将这些抢劫机构看作现代公司制度的滥觞，看作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理论的制度载体。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抢劫性质。可是中国学人却心悦诚服地相信这一套说辞，将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奉若神明。去年夏天，几百位中国教授齐聚北京大学，研究如何最为艺术地将一位西方学者的经济学教材灌输给中国大学生。中国的文化人就这么积极主动地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推销商。

　　西方的传教组织和教会学校，就是推销西方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中国生根之后，他们的事业在一个中国机构的配合之下，得到了遍地开花式的发展。这个中国机构就是蔡元培主持的中华民国教育部。

　　由张之洞等人主持的清末教育改革，还在奉行中西兼容的文化方针，中学、西学都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资源。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清政府命张之洞、张百熙、荣禄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由此诞生的《奏定学堂章程》，被称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规定，基础教育中，兼设中学和西学两类课程，中学课程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西学课程为：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外国语等。这两类课程所体现的文化资源，构成互补关系。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中西兼容、中西并重的原则。

　　在激进派看来，中西并重、中西兼通的文化政策，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变策略，“全盘西化”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振兴战略，才能给民族带来真正的振兴和新生。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之后，用法律的方式将激进派的这种主张变成了中国的国策。1912年（壬子年）至1913年（癸丑年），蔡元培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以及一系列补充文件，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个学制系统所划定的教育资源中，最让激进派得意的是废除了中国文化资源，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

　　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但所装全是达尔文、亚当·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人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了解越来越多，跟西方文化人的知识储备越来越接近，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人伦，则了解越来越少。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想和立场，一个不知有中、只知有西的中国学子，为了维护他的知识的有效性，只会致力于维护西方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尊严与地位。何况，这种文化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作为征服者和成功的掠夺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这种知识结构的人最适合充当西方势力的买办和西崽，最适合充当西方文化的传销者、推广者、普及者。而且，他们把从事这种工作看作最大的光荣，如果一旦某个人沦落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那将会感到锥心的耻辱和痛苦。请看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和叙事人“我”的一段对话：

　　“那倒也罢，我的事情又完了。……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吕纬甫因为没有机会教ABCD，而只能教中国的孩子学习《诗经》与《孟子》，感受到奇耻大辱，看做人生最大的不得志，并由此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怨恨和蔑视。

　　如果情形相反，他没有机会教《诗经》和《孟子》，而是为下一代教授ABCD等等西洋文化，不难想见，他的心绪将会为之大变，他将会每天带着光荣感、成就感笑对社会和人群。

　　跟吕纬甫情形一致的，还有《孤独者》主人公魏连殳。在他祖母去世的时候，家族长辈主张按照中国社会的习俗举行葬礼，他在心里对此极端抵触，但又知道自己纵使反对也没用。于是，他以最大的克制接受了这场葬礼，内心却怀着极端的仇恨。他的心里只有西方文化，一心要以弘扬西方文化为职志，村中人以抵触之心将他命名为“吃洋教”的，他于是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群，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

　　吕纬甫和魏连殳如此仇恨和蔑视民族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养育的人群，他们因为不能即刻之间就用西洋文化将这种民族文化覆盖并消灭，而滋长起愤恨情绪，一有机会就对斯民斯文发出怨鬼一般的叫骂和诅咒，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逆向种族主义（或者命名为逆向民族主义）精神。

　　一代士风已经沦落如此，蔡元培以割袍断义之勇，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切断民族文化传承之路，实属顺势应变。

　　蔡元培的文化选择，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并必将进而影响中华民族的千年命运。

　　吕纬甫和魏连殳们，怀着如此强烈的逆向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和人群的强烈怨恨和蔑视，如此执拗地朝着西洋文化狂奔猛跑，他们将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几乎不用细想就能知道，必定是跑出一个十分简单的文化思想，必定是跑出一个不加甄别、不加辨析的历史选择。五四期间胡适他们“全盘西化”的主张，只是对于蔡元培《壬子癸丑学制》的阐释和论证而已，当然，也只是对于吕纬甫、魏连殳的意愿的口号化而已。

　　西方殖民者正在绷紧神经、铆足劲头给世界各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每个地方的进展都十分艰难。就中国而言，他们费了许多精力传教、办报纸杂志、办教会学校，所费人力财力不小，收效一直无法满意。突然之间，由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用法律、论说、文学等各种方式，用政府、民间、学校、传媒等各种渠道，全力配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渗透，实属喜出望外。

　　我想他们最为欢迎的肯定是蔡元培的作为，蔡元培的作为规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国民教育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将全民族都培养成西方文化的信徒。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西方资本家在中国所获得的产业成功，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者所获得的成功相比。一百年来的某个阶段，中国所有的买办和西崽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中兴。但是，中国的文化买办，却一直没有遭遇过低谷。

　　当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这个国家和社会要想谈论精神上的独立、文化上的创造，暂时还没有可能，因为它有一个门槛不容易越过，这个门槛就是文化信心。

ps119

智取生辰纲果然符合河蟹社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