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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大鱼”（fish）当属纽约州的哈密尔顿·费什（Hamilton Fish）家族。从1845年到1995年漫长的150年中，四个“哈密尔顿·费什”先后在国会众议院中任职，坚定捍卫着纽约上州保守的农业利益。 不可否认，在进步主义运动之后，特别以初选制度被两党普遍接受为节点，普通公众实现所谓“美国梦”的参政之路日益得以扩展。有统计也显示，1789年第一届国会两院中至少有45%分享着某种程度上的亲属关系，而这个数字在今天大概是10%上下。这个指标的下降应该与议员专业化、参议员普选、初选普及等历史制度变迁脱不了干系。但却丝毫无法否认政治“私人化”所折射出的阶层固化趋势。 曾以“独自打保龄”来揭示美国社区生活衰落的罗伯特·普特南最近有本新书问世，书名叫《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在书中，1941年出生的普特南拿自己的父辈与后辈在社会流动中追逐“美国梦”的轨迹加以对比。其结论是，父辈更容易通过接受教育、努力工作来过上好日子，而作为“我们的孩子”的后辈却似乎被锁在了某个阶层之中，无法获得上升的足够机会。这种所谓的“机会差”在战后半个世纪的美国财富积累中愈发突出，导致了侵蚀着美国梦的阶层固化。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Robert D. Putnam, Simon & Schuster, 2015） 在政治世界里，固化就意味着，普通人跳入“池塘”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跳进去，也不太容易与祖祖辈辈在水池里繁衍的“大鱼”们形成竞争。被放置在如此“强化循环”中的政治传统降低了从政对普通公众的吸引力，只剩下某些姓氏的“近亲繁殖”，政治与政策的品质也就难以保障。 “私人化”在选举中有用么？ 私人化给美国政坛罩上了阴霾，全美50个州几乎都存在着至少一个政治家族或世家，有的已枝繁叶茂，有的尚处于第一、二代的铺展阶段。如此蔓延之势与竞选生态的塑造密切相关。 竞选其实是“口水”和“胶水”的战争。所谓“口水”就是要滔滔不绝地宣传自己，即对知名度的要求；而所谓“胶水”就是要贴海报、办活动造势，这些都必须“烧钱”，即对资源的渴望。 对政治漠然、更为关心个人世界的普通公众而言，崭露头角的“政治素人”需要大量投入才能赢得充分关注，而一个具有高知名度的姓氏足以实现民意认知上的前期优势，甚至可以发挥简化动员并强化催票。 再如，出身名门的参选者往往刻意淡化家族所掌握的财富与资源，但借助家族人脉，他们总会更为轻而易举地吸引到大量财政捐款支持，这部分捐助是拉动他们延续政治生命的最根本引擎。 又如，政治世家走出来的候选人更易走上层路线，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党内重要人物的背书，很快得到本党高层的支持、政治资源的配置以及主流媒体的关注。如今，某些认定2016年总统大选极可能希拉里与杰布对决的推测，也正是基于这些逻辑。 但即便如此，拥有一个显赫的姓氏甚至有父辈背书，并非进入政治快车道的完美保障。父辈的辉煌只能扮演一个类似敲门砖的角色，可能提升其从政起点，但远远难以锁定胜局。 2006年，前总统卡特的长子杰克曾高调代表民主党竞选内华达州国会参议员，在共和党反恐战争饱受诟病的大好形势下，仍旧因不擅竞选而遗憾败北。8年之后，卡特的孙子贾森又尝试竞争祖父曾经出任的佐治亚州州长职位，却还是铩羽而归。 同样发生在2014年中期选举的是：前总统迪克·切尼的女儿伊丽莎白尝试在怀俄明州国会参议员初选中挑战在任者，但即便驾驭了茶党力量也未能如愿；在整个80年代左右美国防务政策的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萨姆·纳恩的女儿米歇尔获得民主党提名来角逐父亲原本的席位，但也惨败给共和党对手。 对于这些无法延续家族荣耀的失败，公众更为愿意接受的解释是，虽然他们具有足够的知名度与资源，但却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从政能力，因而无法令选民买账。换言之，即便候选人坐拥显赫的背景，但他们仍旧需要博得选民的信任；选民有全权来决定是否给候选人的加冕续约。 不过，在造星选秀般的选举政治过程中，知名度被金钱等资源过度包装甚至捏造，进而又吸引来新一轮的资源投入。普通选民能看到的优劣只是候选人或其对手希望被看到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满意或信任所基于的判断是谁更谙熟这套把戏，并非谁真的胜任。于是，失败的显赫候选人其实只是没有演好罢了。 无论该用什么词汇来界定政治生活的私人化趋势，美国政坛上的“家族化”或“王朝化”本身并非问题的关键。真正的政治败坏来自被蒙住眼睛的“民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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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4 2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