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简化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过程，而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汉字简化运动，则可以追溯到民国。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 年， 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 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 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国民政府于1935年颁布《简体字推行法令案》 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个，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GCD统治区继续发展。GCD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代的“简化字”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而在大陆推行简化汉字运动的同时，已经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也于1952年的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再次提出简化汉字，并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先写些文章制造舆论。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教育部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但其后遭胡秋原强烈反对。 “简化字”运动开展之时，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教育界，都有很多有威望的人反对汉字简化，如翦伯赞、 陈梦家、陶坤、俞平伯、萧璋等。这些老一辈的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均公开发表观点，反对简化汉字。他们认为简化汉字，就等于把用了几千年的汉字“阉割”了，这与眼下提倡恢复繁体字者的观点是一个腔调。 那些高呼“亲不见，爱无心”，标榜废除繁体字就是舍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们，不妨来看看以下图片。 苏东坡《前赤壁赋》 孙中山先生题字 所谓汉字繁简之争到底在争什么？ 汉字是表意性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表音文字，因此，出现了汉字的繁体和简体。关于汉字的繁简之争，其实一直存在，也经常在舆论领域上演、反复。为了保留文字背后的文化传统，有人主张继续使用繁体字；而有人认为简体字更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书写的方便，甚至有人认为，汉字还有继续简化的空间，而且汉字简化的任务还非常重。 汉字简繁之争 有观点认为，在讨论汉字简化还是繁化时，应该有这样两个基本共识：简化不是目的；繁化无法恢复。简化汉字的目的不是为了更简化，如果只是为了简化，干脆去掉汉字，直接留用拼音更直接。汉字有其特征，简化有其底线。同样，繁体汉字尽管有时看上去很美，但是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特点，在简化字已经成为一种大众书写习惯之后，在繁体字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断代”之后，就必须认识到简化字的文化功能。 有媒体曾评论称，汉字归根结底是一种书写工具。既然是书写工具，就应该从书写者需要的角度，去考虑汉字的简化或者繁化。如果，书写者觉得不书写繁体字就无法找到文化归宿，那么繁体化就必然来临；如果书写者觉得不继续简化就无法更便捷地进行交流，那么继续简化就会成为新趋势。这才是汉字繁简之争中，唯一可以确定和相信的规律。 虽然说繁体字确实有着简体字所不能取代的重要因素，许多第一手历史资料都是由繁体字书写而成，但是简体字的生成与发展确实与时代趋势及社会潮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面对汉字简繁之争，我们应当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以一种更为积极长远的眼光来对待这一问题，而不是泥古不化，争论不休。 这么看来，识繁写简，全凭自愿，或许是我们对于汉字简繁之争所能采取的最好态度了。 （观察者网综合法制晚报、中国文化报、腾讯新闻、微信公众号“大浪淘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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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5 2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