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嘉饭”的电玩店之梦

Schelfaniel

夏涛家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三十多岁的他依然单身，一个人住在这间上世纪60年代建造的老房子里，与他为伴的是二十多年来他收集的几十台游戏机和上千盒游戏。他居住的这个小区曾经出现在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上世纪70年代初拍摄的纪实电影《中国》里，这位宣称自己“只关心人”的意大利导演用镜头记录下了三十五年前的这里：明媚的阳光下，一张以木板和砖头搭成的台子前，两个男孩正在打乒乓球，远离那个疯狂而残酷的****世界。

初涉电玩圈
夏涛掏出手机，记下我的电话号码。他的手机壁纸是白底蓝字的“SEGA”标志，中间站着世嘉的吉祥物索尼克——这只蓝色的小刺猬今年已经年满18岁。
索尼克诞生后的第二年，1992年的一天下午，张弦在南京路上闲逛，逛到华联商厦时，看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正站在游戏机柜台里，兴奋地向身边的顾客讲解《格斗三人组》。男孩显然不是商场的营业员，也不像是来买游戏的。张弦有些好奇，上前同他攀谈起来，两人聊得很投机。临行前，男孩问起他的姓名，张弦如实报上，男孩惊讶地叫道：“啊，你就是《电玩迷》的编辑啊。”
这个男孩就是夏涛，那年他初中毕业，家里虽然有一台MD，但游戏不多，父母又管得严，他就溜到百货商店，同游戏柜台的营业员混熟后，在那儿蹭游戏玩，顺便帮忙演示游戏。谭启仁的店开张后，夏涛很快也成了那儿的熟客，每本“白皮书”他都认真读过，对“张弦”和“叶伟”这两个名字记忆深刻。
初中毕业后，夏涛考上中专，空闲时在家附近的一家电玩店帮忙。那时上海的电玩店少而分散，虹口区算是比较集中的地方，约有十家左右。夏涛打工的这家店虽然没有名字，但生意做得还蛮大，批发零售兼营。新货一到，附近店的老板就会跑来这里进货。
1992年的国内电玩市场正处于从8位机向16位机过渡的阶段，任天堂的SFC与世嘉的MD是当时16位机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虽然在海外，任天堂成为了最终的赢家，但在国内，MD的普及度却要高于SFC，原因很简单：价格。由于磁碟机的存在，SFC的购机成本始终凌驾于MD之上，1991年，MD在国内刚出现时，价格为1300多元，SFC加磁碟机的价格为3000多元；1994年，MD二代的价格降至900元，SFC加磁碟机仍然要卖到2000元左右。
尽管主机便宜，MD的游戏价格却缺乏竞争优势，原版卡六七百元，盗版卡也要一两百元；而SFC因为有了磁碟机，拷贝一盘游戏（含磁碟）仅需50元。除了价格偏高，早期的MD游戏还有一大缺陷——新品稀少，每月只有两三款新作上市。这一状况直到几个香港人出现在上海滩后，才被彻底改变。

高仿卡
1993年的一天，夏涛被老板叫上一起去谈生意。到了地方，两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堆放在地上的一摞摞“裸卡”。对方拿出一页长长的游戏清单，让他们挑选。看着清单上密密麻麻打印着的数百款MD游戏的名字，夏涛目瞪口呆，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夜之间从穷光蛋变成了暴发户。
后来他才知道，这几个人是香港某盗版卡带生产商派驻上海的销售代表。以往他们的货主要通过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经销商流入内地，如今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他们决定绕开经销商，直接在内地建立销售点，寻找买家。
货很快发了过来，卡芯、塑料外壳和贴纸是分开运送的。卡芯以橡皮筋捆好，每捆十个。货到后，夏涛连夜组装。把卡芯搁在外壳里，“咔嗒”一声压紧，再把不干胶贴纸撕下，“啪”地贴在外壳上，一盘与正版如出一辙的卡带就装好了。在这之前，市面上也有MD的盗版卡带销售，但大多外观简陋，印刷模糊，而且没有大外壳。香港人带来的这批盗版卡不仅做工精细，卡身上刻有“Sega”的标志，还附带大外壳，贴纸和封面的印刷也很清晰，夏涛称之为“高仿卡”。
中专三年，夏涛的业余时间大多是在这家没有名字的电玩店度过的。每次进货是他最忙碌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新货一到，他就会通知张弦和叶伟前来“观瞻”。三个人被几千盒裸卡和塑料外壳散发的气味所包围，感受着那个年代的玩家才有的幸福。三年后，这种幸福随着盗版光盘的泛滥而消失了。

Schelfaniel

大彩电与小白板
1994年，32位机的先驱3DO的身影在国内电玩店悄然出现，售价高达8000多元，相当于今天以两三万元的价格买一台游戏机。3DO虽然不是第一台以光盘为载体的游戏机，但它却是第一台令玩家真正体验到画质飞跃所带来的眩晕感的机器。遗憾的是，由于主机价格高、游戏品种少，3DO如昙花一现，很快被世嘉SS（土星）所取代，之后国内的电玩市场进入了土星的时代。
这一年，夏涛中专毕业，在商场卖了一段时间学习机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电玩店，在一家叫“卡达”的店里打工。当时上海名气最大的电玩店有三家：一是专做批发的“次世代”，二是文庙附近的“南市电器行”，还有一家就是“卡达电玩”。
重操旧业，夏涛在电玩店的经营方面有了不少新点子。以往开店，只要一台18寸电视、若干游戏机，再加上一堆卡带就行了；而现在，电玩店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吸引顾客，夏涛认为应该在店面布置上多下点功夫。在他的提议下，“卡达”做了一排玻璃橱窗，陈列正版游戏，玻璃上还贴着任天堂、世嘉和索尼等厂商的LOGO。他还说服老板添置了一台29寸大彩电，悬在半空，路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上面演示的游戏。一次夏涛在这台电视上玩《D之食卓》，围观的路人把店门堵得水泄不通。
夏涛还在店门口竖起一块小白板，定期用彩笔在上面写上游戏新闻，比如某某游戏突破销量百万、某某游戏制作决定，新闻下面是游戏发售表，列出了国内玩家关注的一些大作的发售日期，这些消息大多来自《Fami通》。虽然那时《电子游戏软件》和《家用电脑与游戏机》已经创刊，但国内电玩杂志的消息仍相对滞后，对于许多尚未养成杂志阅读习惯的玩家来说，这块小白板成了他们获取游戏资讯的重要途径。

  
盗版与改机
1996年，土星的价格从最初的七八千元骤降至两千元，而盗版也顺应时势地出现。
以光盘为介质的土星游戏，其盗版成本远低于以卡带为介质的FC与MD游戏。而真正令盗版如野火燎原般泛滥起来的，是“改机”的出现。以往的FC与MD只有简单的加密措施，破解后，盗版与正版在使用上没什么区别；到了土星时代，玩家发现原装机器竟然无法读取盗版光盘，才初次领教了防盗版技术的厉害。草根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让自己的机器能运行盗版游戏，人们想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招式，例如最早的“大盘套小盘”的方法，土星游戏的加密信息烧录在光盘外圈，于是有人把正版碟的外圈切下来，再用双面胶贴在盗版碟上。
很快，一种成功率颇高且操作简单的破解方法流传开来，这就是“飞盘”——先用正版光盘引导，然后强行拿出高速旋转中的盘片，换上盗版盘。正常状态下，打开机器的舱盖后，光驱的马达会自动停转，所以“飞盘”的应用还需要对主机做一点小小的改造，方法很简单：取下舱盖，用胶带将弹簧支架缠起来，让两块簧片始终保持接触，这样即便打开舱盖，光盘仍会保持高速旋转。对于这种成本为零的“改机”，当时的许多电玩店却要收取一两百元的改机费。
飞盘半年后，直读芯片问世，只要装上这块神奇的芯片，机器就可以实现“完美破解”。直读的出现，加之机器与盗版价格的进一步下跌，令土星成为了当时国内电玩市场上的霸主。那年暑假，夏涛忙得不亦乐乎，每天经他手卖出的土星就有七八十台，盗版盘更是像发牌一样，来一个人发一张，一百多张盘转眼就卖光了。

  
未竟之梦
1995年12月，《VR战士2》在日本发售时，国内的正版价格卖到900多元。夏涛在店里做过一次正版预订活动，没想到两周时间竟然订出20多张。短短半年后，随着直读和盗版的泛滥，这一“火爆”场面便一去不复返了。
从土星时代开始，游戏的价值在国内玩家的眼里变得越来越轻。人们的消费习惯由FC时代的“低价机器、高价游戏”变为“高价机器、低价游戏”，主机的购买成为一次性投资，游戏的投入与之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国内的电玩市场迅速膨胀。卖盗版盘、卖周边配件逐渐成为电玩店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以旧换新、以次充好、以假当真的猫腻手法更是层出不穷，店家与玩家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JS”（奸商）之声从此不绝于耳。
1997年，夏涛离开“卡达电玩”。这一年，在《最终幻想VII》等大作的支持下，PS成为了电玩市场上的王者。次年，世嘉背水一战，推出DC，可惜再次败下阵来。自此，世嘉停止了一切家用机硬件的开发。不过这家公司硬派的游戏风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还是在中国培养起了一批忠实的“世嘉饭”，夏涛就是其中一员。

Schelfaniel

三年前的ChinaJoy，夏涛在世嘉展台前制造过一起小小的风波。那届展会，世嘉的两位明星制作人广井王子和铃木裕亲临现场。广井王子的见面会定于下午12点半，夏涛提前一个小时就守在了世嘉的展台前。当广井王子戴着标志性的墨镜出现在玩家面前时，台下掀起了阵阵尖叫。就在他讲完话准备离场前，台下的夏涛突然一手推开挡在面前的两名世嘉员工，一手将身旁的朋友奋力托上展台。由于用力过猛，朋友摔在了台上，突如其来的变化把广井王子吓了一跳。朋友连忙解释说自己是一名“樱花饭”，希望找他签名，这才避免了一场**。
之后的铃木裕见面会上，夏涛见到了自己喜爱的制作人，他跟随人群一起挥动手臂，高喊“Yu Suzuki”。现在回想起来，夏涛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立之年的他竟会和追星的少男少女一样尖叫，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2006年的ChinaJoy，所有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忧郁的丁贝莉，夏涛却视而不见。他站在世嘉展台前，拿着铃木裕签名的三盒游戏，觉得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这三盒游戏是他从收藏的上千款游戏里精心挑选出来的——《VR赛车》、《VR战士》和《莎木（US）》，它们分别代表着铃木裕在MD、SS和DC时代的梦想，也记录了夏涛十多年前那场未竟的电玩店之梦。他说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把这个梦延续下去。



英语不及格的汉化者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穿一件淡青色外套，手机挂在脖子上，戴了眼镜的脸上始终笑呵呵的，让人想到无锡的大阿福。他一边拿笔在纸上划，一边回忆着十年前的往事。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模拟器和刻录机的普及，家用机游戏的民间汉化开始萌芽。2000年8月21日，PS游戏《寄生前夜》的“完整汉化版”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一个叫做“街霸的模拟中心”的个人网站上，“同人”汉化的序幕自此拉开。这款游戏的汉化者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他写的《PS游戏汉化教程》后来成为了许多汉化爱好者的启蒙教程。他就是施珂昱。
“我当然希望别人能记住我，那是我前半辈子最得意的一件事。”施珂昱说。

Schelfaniel

汉化前夜
1991年，施珂昱以数理化高分和英语不及格的成绩考进无锡轻工业学院（今江南大学），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十年后的自己竟然会做起“汉化”。1993年，大二那年，他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386、单显、没有硬盘。当时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杀毒软件，文件染毒后只能手工清除，施珂昱就是从杀毒开始走上了编程之路。十年后，他为GBA写过一个汉化工具，功能是在游戏里插入汉化“封面”，即汉化人员名单，而不破坏游戏原有的版权画面。他开玩笑地说，这个工具的原理和病毒差不多，都是插入一条指令，命令程序跳到某处读取特定的内容后再跳回。
1995年大学毕业后，施珂昱进了当地的一家国营企业任系统管理员，摆弄电脑仍然是他的最爱。利用空闲时间，他考过了高级程序员，期间也尝试汉化过一些软件和PC游戏。1997年，商用互联网尚未在中国普及，那时施珂昱常去南京的彩虹BBS转悠。这是一个由个人站长办的BBS，登录时需要拨南京长途连接到站长家的电脑。登录BBS所用的软件是台湾人汉化的CTELIX软件，因为是BIG5码的，用起来不太方便，他就写了个程序把其中的BIG5码提取出来，用转码软件转成GB码后再写回去。后来这个程序被稍加修改，用作了PS游戏《天诛》的汉化工具。
上世纪90年代末，模拟器开始在国内流行。对于这种可以在电脑上运行家用机游戏的软件，施珂昱很好奇。上大学的时候他买过一台FC，因为卡带太贵，所以没玩多少游戏。接触FC模拟器后，他觉得自己就像是“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财宝”，以前要花几百块钱买的卡带，现在只要花几分钟时间下载，就可以在电脑上玩到。通过模拟器，他还了解到原来除了FC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家用机，还有很多其它好玩的家用机游戏。1997年，PS模拟器PSEMU问世后，他决定试着汉化PS游戏，于是从网上下载了一款12M的麻将小游戏《本格派四人麻雀俱乐部》，拿来试手，这是他汉化的第一款PS游戏。
2000年，施珂昱在Bleem！模拟器上玩到了《寄生前夜》，觉得很有趣。可语言对他来说实在是个难题，日语一窍不通，英语也得翻字典才能了解个大概，玩起来磕磕绊绊。于是他想，干脆把游戏里的文本全都汉化好，再痛痛快快地玩一遍。
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做PS游戏的汉化，也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碰到问题只能自己摸索。如何从600多兆的数据中搜索到汉化所需的文本和图片？图片的格式是什么？修改好的文件如何替换？……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而最难突破的是字库，《寄生前夜》用了很多不同的字库，脚本的编码方式也各不相同。施珂昱为此绞尽脑汁，始终无法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一天夜里，他忙到很晚才睡，半梦半醒之间，那些字符一字排开，相互保持着同等的距离。他猛地醒来，心想，对呀，可以用差值搜索的方法解决脚本编码的问题，于是立刻打开电脑试了试，果然成功了。现在回想起来，施珂昱还觉得很好玩，一百多年前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中悟出苯分子结构的趣事，竟然也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汉化的乐趣
施珂昱算不上是游戏迷，他从未在第一时间入手过任何游戏机，家里的七八台机器都是后来才买的，有的是买的二手，有的是特价促销时抢购的。他当年的汉化几乎全是在模拟器上完成的，汉化《寄生前夜》用的是Bleem！模拟器，汉化好后，因为家里没有PS，他只能带着刻好的盘去电玩店请老板帮忙测试。GBA游戏的汉化和软件的开发也都是在模拟器上实现的，由于GBA的模拟器在机器正式发售前几个月就已经问世，所以GBA上市后不久，他就完成了《恶魔城：月轮》的汉化，以至于当他在网上放出游戏截图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认为这是用图像处理软件修改的。《恶魔城：月轮》是GBA上的第一款汉化作品。当然，完全依靠模拟器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开发电子书阅读软件GBA Readboy时，他把在模拟器上测试通过的第一版发给朋友，请他在实机上测试，结果运行出错，后来才发现，模拟器的内存管理方式与实机是不同的。
为什么不买台GBA，方便汉化？他说“舍不得”。做汉化那几年，他还在国营单位上班，收入不高。2002年，国营单位改制，他跳槽出来，换了新工作，虽然有了一份丰厚的收入，但空闲时间也相应少了，加上那一年他结婚，第二年又有了女儿，汉化的事情就基本停了下来。之后他也断断续续做过不少掌机游戏的汉化，大多只是出于技术上的好奇。
《街》是一个例外。2004年，津津有味地读完《街》的剧情小说后，他对这款游戏产生了兴趣，这时正好有爱好者联系他，希望一起做这款游戏的汉化，他欣然答应。由于《街》的字库多，文字量大，而且游戏中的文本经常跳转，所以汉化的工作量比普通游戏大很多。就在他琢磨怎么提高这款游戏的汉化效率时，有消息传出说《街》的开发商准备在手机平台上推出Java版本，还把它的中文版授权给了国内某公司，官方的翻译已经开始。很多人觉得再做下去没什么意义，《街》的汉化就此搁置下来。
不过对施珂昱来说，汉化的乐趣在于过程而非结果，所以他并没有停下。两年前，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大幅提高字库整理速度的方法，把游戏中的文本顺利提取了出来，《街》的汉化重新启动。他的目标是在2009年完成《街》的汉化，至少出一个可以玩的版本。
“既然开了头，不管做多久，我都会把它做完。《街》这种游戏的好处是没人和你抢，大家都在抢新游戏，其实何必呢？喜欢的话，慢慢做好了。”这种不紧不慢的风格同他的性情倒是很相符。

Schelfaniel

与世无争
施珂昱很怀念以前那段完全凭兴趣去做汉化的日子，想做就做，不做也没人催你。当初他汉化《寄生前夜》，除了对游戏的喜爱和对技术的好奇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在某游戏杂志上看到编辑告诉读者“玩盗版就不要指望有中文版”，心中不服，便决定汉化一款大作，去证明些什么。《寄生前夜》汉化好后，他把光盘映像发布在朋友的网站上，就没再去管它，也没有刻意将自己的信息加入游戏。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后来盗版商在制作《寄生前夜》汉化版的盗版光盘时，竟然印上了“大宇资讯汉化”的字样，结果直到现在，还有人以为《寄生前夜》出过正式的中文版，而且是大宇资讯官方汉化的。
虽然已经淡出了这个圈子，施珂昱仍然在关注汉化的动态，有人发邮件给他探讨技术，或是寻求帮助，他也会耐心解答。今天的环境已经与他当年做汉化时完全不同，民间汉化组众多，不同汉化组之间暗地较劲，纠纷不断，所以在提供技术支持时，他都会要求对方不要署自己的名字，以免麻烦。
接触过施珂昱的人都觉得他很低调，在网上搜索“施珂昱”或“shikeyu”，你会发现这两个ID大多出现在某某汉化游戏的“感谢名单”中。在无锡本地的某知名论坛上，他的ID从2006年5月注册至今，发帖数为3。现实中的他也是这样的性格，喜欢躲在电脑后面，不太愿意同人打交道。“我喜欢电脑，因为它很简单，一加一肯定等于二，你可以预测它的结果。但人不行，人很麻烦，总想强迫别人认同自己的观点。”施珂昱说。
他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不完全取决于能力，性格在其中起的作用更大。他也从不为自己设定什么人生目标，因为他觉得人不可能有一个完全正确的方向，关键在于你的为人处世的态度是否正确。网上流传着一句俏皮话——“电脑修得好，好人做到老”，施珂昱半开玩笑地说，他现在这份待遇丰厚的工作就是修电脑修来的。以前他常帮别人免费修电脑，接触久了，对方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且有过硬的软件知识，就请他去做技术主管。现在的他已经远离编程，每天同电路板、模具和芯片打交道，有时还要自己动手焊零件，家里那台Wii的直读就是他买来芯片，烧录上直读程序后自己焊上去的。

知足常乐
“迄今为止，我的人生还算顺利，结婚了，也有了孩子，家庭和睦，收入也不错。”施珂昱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很满意。他希望五岁的女儿今后也能和他一样，“中庸一些，混在人群里就好了”。
当然，如果有人还能记得他，他还是会很开心。去年，翻看某本电脑杂志时，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文章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他，他还是很得意。“啊，好开心，人总是有点虚荣心的嘛。”他笑着说。



划过天堂的流星

李可文，网名Kervin，国产模拟器DreamNES、DreamGBC和DreamGBA的开发者，生于1979年9月18日，死于2004年7月1日。
朋友记忆中的李可文聪明、敏感、善良，而又充满孩子气。“专业知识超牛逼，但其它很多时候表现得像初中生，他的天赋又决定了他有一定的空间我行我素。”蜘蛛说。
蜘蛛是李可文的生前好友，李可文去世那天，病房里除了他的父母外，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蜘蛛是其中之一。蜘蛛至今仍会定期探访李家，一次到李家时已经很晚了，李可文的父亲对他说：“你就睡在这里吧，要是不害怕的话就睡李可文的床。怕他回来找你么？”蜘蛛说：“我希望他回来。要是回来的话，我要问问他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Schelfaniel

http://f2.ppxclub.com/114051-1-1

LSHWM

记得这个小伙子好像挂了